谁能深入点评下“竹林七贤”，有时候总觉得他们有些作，有时又觉得现代人又缺这点味道？

竹林七贤

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而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人”（《宪问》）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省辉县市西南三十公里处吴村镇境内 。《晋书·嵇康传》：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在八王之乱中，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学界存在争议。东晋孙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一般认为“竹林七贤”之名与“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游有关。

传统说法认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嵇康与其好友山涛、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因而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种说法见于《晋书·嵇康传》及《世说新语·任诞》竹林七贤条。

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竹林”，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出自《论语》中“作者七人”的事数，有标榜之义。“竹林”之辞，源于西晋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竹林七贤”。

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从汉晋时期佛经中“竹林”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说，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竹林”，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竹林七贤”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

释义

嵇康等七人相与友善，常一起游于竹林之下，肆意欢宴。后遂用“竹林宴、竹林欢、竹林游、竹林会、竹林兴、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贤”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竹林宴】李白《流夜郎至江夏》诗：“恭陪竹林宴，留醉与陶公。”又《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一：“今日竹林宴，我家贤侍郎。”

【竹林欢】萧统《咏山涛王戎诗二首》之一：“山公弘识量，早厕竹林欢。”

【竹林游】萧钧《晚景游泛怀友》诗：“一辞金谷苑，空想竹林游。”储光羲《仲夏饯魏四河北觐叔》诗：“东篱摘芳菊，想见竹林游。”

竹林七贤

【竹林会】李峤《饯骆四二首》之二：“人追竹林会，酒献菊花秋。”储光羲《奉和韦判官献侍郎叔除河东采访使》：“超超青云器，婉婉竹林会。”

【竹林兴】綦毋潜《送郑条拜伯父》诗：“奉料竹林兴，宽怀此别晨。”

【竹林狂】辛弃疾《水调歌头·席上为叶仲洽赋》词：“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

【竹林笑傲】沈约之《复挽于湖居士》诗：“竹林笑傲今陈迹，抚榇江皋涕泫然。”

【七贤】卢纶《秋夜同畅当宿潭上西亭》诗：“圆月出山头，七贤林下游，梢梢寒叶落，滟滟月波流。”李商隐《垂柳》诗：“七贤宁占竹，三品且饶松。”。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

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残酷，导致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生命，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人物介绍

嵇康

嵇康字叔夜

嵇康（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鲁迅曾多次集校过其作品集。

阮籍

阮籍字嗣宗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

阮瑀的儿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山涛

山涛字巨源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即可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

山涛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谨慎小心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师。司马师知道他的用意与抱负，便对他说：“吕望欲仕邪？”于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开始做的当然都是小官，到了任尚书吏部郎的时候，山涛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了。

嵇康曾有《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后人因此对山涛颇多鄙夷。虽然山涛并不像嵇康那样是非分明，刚直峻急，但也只是行不违俗而已。譬如他也饮酒，但有一定限度，至八斗而止，与其他人的狂饮至于大醉不同。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他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友。

至于他投靠司马氏，似也无可非议。因为士人求知的目的是“经世致用”，他们想必也有所谓的“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但他们拥有的纯知识的地盘却是如此之少，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读书与做官了。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仅有一技之长以至鸡鸣狗盗者自不必言，就是有经纬天下之术的盖世英才，舍“货与帝王家”之外也少有一展身手的。

向秀

向秀字子期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魏晋间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颖慧。与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隐居不出，景元四年（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此时写作《思旧赋》。后任散骑侍郎，又转黄门散骑常侍。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影响甚大，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乐》。稍后，郭象在《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

刘伶

刘伶字伯伦

刘伶，字伯伦，（约221年-300年），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王戎

王戎字濬冲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年龄最小、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阮咸

阮咸字仲容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

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其姑认为不符合礼教。便带婢女走了，阮咸得知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此事为世人所讥。

因此他朋友不多，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席间有人笑他如同猪贪吃，阮咸就效仿猪的样子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阮咸还有著作《律议》传世，见《世说新语·术解》。

主要影响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无”的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汉王朝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败有重要的联系，因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和提升。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

也有某些后人评价：“竹林七贤”是七个嗜酒如命的疯子.他们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聚集竹林，借酒浇愁.一个个喝的脸红耳赤.酩酊恍惚.大言不惭的说东道西.凭着酒劲.搬弄是非的七个大闲人!

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评价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爱读阮籍《大人先生传》。

竹林七贤是一个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

这样一个时代，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思想大解放，老庄哲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由于这个时代极为特殊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后来唐代文学的蓬勃发展。

而且，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的诗、词、曲，以及后来的戏剧的发展，都是依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那样一种，超出尘世的思维方式，以及这种思想提供的那样一种思想境界。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应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去欣赏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为唐代及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文学、戏剧的巨大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审美方式的思想基础。

所谓的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后代的明清小说等文学形式巨大的繁荣昌盛，起到了巨大的奠基石作用。

这个时期，诞生了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学理论著作。

例如，陆机的《文赋》，钟荣的《诗品》刘協的《文心雕龙》。这样一些重大的、超越时代认识水平的文学理论著作，在这么早的历史阶段就大批问世，还不说明问题吗？

还有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昭明太子“萧衍”。（就是电视剧《琅琊榜》上太子萧景琰的原型）。所著的《文选》。通常称为《昭明文选》。

历代考秀才都有一句俗语：文选烂，秀才半。可见这个时期的文化理论的成型，对于后世文化的发展影响是多么巨大。

虽然，在现代人看起来，竹林七贤那些人就像神经病。一个个的就像现在的吸毒者。精神错乱患者。

但是，这个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对于后世，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极为重要。

没有那样一个时期的哲学、以及思想领域开拓，只有孔孟之道的机械化的统治。中国文明早就灭亡了。

这样一个时期的庄、老哲学的发展，为我们在后世的唐朝，接受并且消化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基础。

所以，这样一个时期的思想发展对于我们的文明发展有了一个起承转合的巨大作用。其中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无比巨大的。

不是你们看到的那几位在竹林里喝酒、吸毒、高谈阔论，不务正业的文化疯子。哈！哈！到此为止吧！

名士岂在竹外，

绝句只作七言。

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是魏晋时代七个“独立寒秋”的孤傲灵魂。

他们志同道合，为竹林之游。肆意酣畅，率直任诞、清俊通脱，无拘无束。世谓竹林七贤。也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或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或好老庄而杂以儒术，或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在生活上则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喝酒纵歌。写文章揭露和讽刺朝廷的虚伪。在政治态度上多取不合作态度但后各有去向，最后分崩离析，各散西东。

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而清静洒脱，烟云水气，风流倜傥，名士文章，这更是后人崇尚追慕的魏晋风度。

一本三国演义的成功，某种意义上就是刻画出了这种魏晋时代的名士风度和种种生命的率真，担当，洒脱。他们独立特行，对存在有自己迥异独到的领悟，对万物有遗世独立的清谈，对世俗有不入俗套的蔑视。

白眼青眼，绝不含糊。物语物哀，慷慨悲歌。这种真性情的生命就是天地间的一场抒情浩歌与诗篇。

齐贤岂在竹外？

是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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