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发展到宋元明清，为什么注重理论？

創作經程序升華了。

这种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与认为。记得我多次提过，鲁迅先生曾讲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堂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当然，先生可能指的是诗的韵调与格律。诗到宋元后，宋以词，元以曲而名。明清時诗人词人名家很多，举不胜举。到了这个時期，诗词家遵循唐诗宋词格律。也无半点创新立异。但从意境上有很大的突破与进展。重在立意创新，理论的精僻。到了民国，诗词更重理论与情调。象鲁迅先生，林纾，郁达夫，还有出家僧人苏曼殊等。他们的诗词作品，都有社会特色。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工笔上也赶上和超过了唐宋時代的名作。所以就我个人认为，诗词是中华民族特有独一无二的传统典范。也会隨着社会的发展，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开拓进取，再铸輝煌。

我们能发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在汉代之前，几乎没有人会去考虑文学作品应该如何去写，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才突然开始关注这些事情。

而诗歌这种文体，宋朝之前虽然也有一些作者去“论诗”，比如杜甫就特别喜欢和别人探讨“诗歌”如何写的问题，但是几乎是不成体系的。

真正让诗歌鉴赏这种文学批评的内容成为一种系统的学说，是从宋代之后逐渐兴盛的。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之前的人只会写好诗，不知道为什么能写出来好诗吗？

写诗这件事，从天才独有变成了人人可为，是从魏晋开始的

我们能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魏晋之前的诗人，包括魏晋这个时期，比如“三曹”、嵇康甚至更早的屈原等等，他们的人格魅力要远远超过作品的知名度。

如果要你讲几件曹植、嵇康等人的趣事逸闻，估计很多人都知道，比如七步诗的故事，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等等，但是如果让背诵一些诗歌，估计就很少有人能背完全了。

但是，如果让背一下李白、杜甫这些人的诗歌，肯定就要容易得多。

这种现象如果不点破，估计很多人会忽略，但是如果一旦深究，其背后的缘由也是值得深思的。

魏晋之前，人们关注作者的力度要超过作品。

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崇拜能写出这样优秀诗歌作品的人，而不是单纯地欣赏作品。换句话说，人们更关注作者的才华，而不是已经成型的作品。

这是因为，当时的诗人写诗是凭借“天才”的。

在魏晋之前，那才真是一个“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年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创作还处于一种懵懂的时期，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文学是好的，但并不清楚好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那个年代的“文学批评”作品，像《诗品》、《文心雕龙》、《典论·论文》等等，它们切入的角度不是教人如何创作，而是在讲解这些经典作品的美妙之处。

但是，这种情况被一种诗体的出现所打破了，那就是“永明体”。

“永明体”是南朝梁朝时期沈约等人在永明时期创制的一种诗体，是格律诗的开端。

话说，沈约、周颙等人没事儿就喜欢聚在一起来探讨文学创作，在一次集会上，他们偶然撞破了汉语“音韵”的秘密。

他们突然发现，用汉语写成的诗歌，其韵律之所以如此美妙，是因为“声调”的存在。汉语的读音其实就像音乐中分为“宫商角徵羽”一般，互相配合才能形成美感。

所以，沈约用音乐来对诗歌进行类比。他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谐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他们分析了一下曹植等人的作品，发现这些作品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因为暗合了他们发现的规律。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他们进而明了了如何来创作一篇好的诗歌。

于是，讲求音韵配合的“永明体”诗歌应运而生，写诗不再是“天才”的专利，如果能掌握汉语音韵的规律，人人都可以写出来美妙的诗歌。

宋代之后，诗家开始尤为推崇杜甫，就是在进行创作规律的探索

虽然沈约等人将汉语“音韵”的规律应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并且提出了“四声八病”等等规则。但是这种新的认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这些内容。

所谓的“四声”，就是指“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而“八病”是指因为声韵搭配不对而产生的八种弊病。

可见，“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它却是格律诗的开端。

唐代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诗体变革，第一次是由“四言诗”、“杂言诗”向“五七言”诗转变，而此时出现的第二次就是“古体诗”向“格律诗”的转变。

李白以古体诗著称，走的其实还是“天才”的路数；而杜甫是以“格律”擅场，走的就是“努力”的路数。

所以，李白这种风格学不来，但杜甫却是可以模仿的。

唐代正好是处于两者交混的时期，所以诗体显得比较杂乱，而文学批评上有一定的滞后性，更多的是关注作品本身的风格等等，很少去专门探究如何写诗，反倒是像杜甫这些诗人比较喜欢考虑创作上的问题。

宋代的时候，宋诗走出了一条有异于唐诗的新路，注重理趣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更多的是精华的内敛。

当时其实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宋朝的诗歌，所以喜欢“宗唐”，而“宗唐”的一大流派就是“学杜”的“江西诗社”。

像陈与义、陈师道、黄宗羲等等名动天下的大诗人，其实都是“江西诗社”的顶梁柱，而南宋时期的陆游其实也是从学习江西诗社开始的，更别说后来的文天祥等人对于杜甫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

那么，当时的人为什么会去学杜甫呢？

他们学习的目的不是因为崇尚杜甫的为人或者精神，而是崇拜其作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想要学习如何才能写出和杜甫同等质量的作品。

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些分析成名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批评，其中有“论文”形式的，也有批注形式的，还有“论诗”形式的，种类很多。

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单纯地欣赏文学作品，变成了对于文学创作规律的总结和归纳。

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尤为明显。

明朝人比较擅长“模仿”，并且技术非常高超，甚至他们有些人的作品混迹在唐诗选集之中，几乎是毫无破绽的，可见创作理论在实践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而清代人更为擅长总结，像“肌理派”这种学派甚至达到了拆解诗歌形式和内涵的地步，不仅仅追求形似，连内蕴“精神”也要找出一些规律来。

所以，经过了唐诗的辉煌，格律诗已经取代了古体诗成为新诗坛的主流，这也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创作者了，“写诗”再也不是天才们的专利。

那么，自己去总结规律，撰写“文学理论”，研读他们对于创作的理解，这就形成了一股长盛不衰的风习。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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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就是兴者王候败为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