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健全的经济理论与健全的经济制度，管理者是如何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

谢邀，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经济制度。

狭义的说，经济制度是指一定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这一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品分配形式，广义的经济制度还指某一经济部门或一个方面的具体制度，如工业、农业制度和政策等。它反映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根据题主的意思，小编就班门弄斧，谈谈古代的经济管理制度。

经济理论来源于经济制度在经济运行管理中的实践，反过来指导经济管理政策的制定，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古代虽然没有现在这样成熟经济理论指导经济管理，但那时候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形式。，无论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经济管理主要表现为对土地和人口税赋的征管，经济单一。

在中国秦朝时候，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和货币，经济管理立法稍有起步，除了税赋，还出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资源保护法）和官营手工业、农业管理的规定。在汉朝，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沿袭秦朝的经济法制，还制定了关税政策。由于汉武帝时期对外征战，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实行盐、铁、酒官营专卖。....

所以，古代的经济管理制度来源于实践经验，并结合实际需要而制定并执行，并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修正的。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诸子百家思想中。

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理性思索的对象。经济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共生性，使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在德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和融合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贯穿着基于自然经济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和伦理对策。

以国家为主体，以宏观经济问题为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在不同的理论主张之间相互摇摆，这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总特征。

中国古代存在着两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一种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善因论”，类似于今天的自由主义，国家对经济不作过多的干涉；另一种是以管仲、桑弘羊、刘晏等人为代表的国家干涉主义。

中国历史上除管仲、桑弘羊、刘晏之外，还涌现了一批卓越的经济思想家和改革家，比如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

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是华夏文化中的突出成果。它有以富国为目标的“富国之学”、义利结合的经济发展动力论、“本末”并重的经济结构论、轻敛薄赋和寓税于利的财政观、“俭则伤事，侈别伤货”的消费观、“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通轻重之权”实行国家调控的两条不同的宏观管理方针。

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的着眼点不完全是经济，更多的是制定规则，因为先秦由远古奴隶制度发展而来，有严格的规则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体系。秦汉之后，中央集权下，儒家的重农轻商思想大行其道，重商主义思想一直被压制。

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更多的是控制国家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文官体制中的个别卓越文官们，他们虽然也对经济学发展起了很多贡献，但他们的初衷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维系中央王朝的统治，经济在他们而言更主要的是作为王道之系的一个支撑。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首先是为政府财政服务，其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目的是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康”。这和现代意义的economy并不相同。

“经济”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初唐，《大唐创业起居录》里记载高祖李渊说过“经邦济时”。《宋史•王安石传略》评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于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已任。”可见“经济”一词有很明显的政治学、道德和公有主义色彩。

历朝历代都有经济学家。最早可以追溯到齐之管仲和魏之李悝那一代人。中国古代有很多精于经济的执政者，但没有专业的经济学家，只是有经济思想的人。

古代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简单，官僚不可能专门搞经济研究，而是会包揽多种事务。而且古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地位较低，不存在让大量知识分子专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大环境。数学等相关学科尚且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真正体系化的经济理论自然无法出现。

所有健全的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都是因为新事物的出现和新需求的诞生而发明的。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层，他们统治的终极目标就是保障王朝的安全，维护社会的安定。所以，他们颁布的所有理论和制度，都是围绕这一个目标的。

比如国家要稳定，就必须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所以就会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并制定相关的律法和天文时令来指导农生生产。

农业生产需要固定的田地，国家就会出台土地制度，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尽量让少地和无地的百姓也能得到土地进行耕种。

农耕经济又需要稳定的社会治安，国家就会打击盗匪，维护社会稳定。

土地是固定的，从人口管理和赋税收入的角度，国家又会鼓励减少人口迁徙，固定在固有土地，方便国家进行管理。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朝史暮想只是想说明，所有的理论制度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事务而产生的，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显而易见了。

而其实人是有社会属性的，只要有合适的条件，人们就会自发地开展社会经济事务，这个是无法阻挡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乱世之后必然会出现大治的原因，也是很多王朝开国初期实行无为而治的缘由。

朝史暮想，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性质，与过去大陆学者主要着力于批判传统“封建社会”的剥削性和落后性不同，他们在对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劳动力市场、城镇与市场、官营与民营工商业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虽然没有机器生产，没有飞机作为交通工具，没有电脑作为资讯设备，没有完备的会计制度，没有银行与股票买卖制度，但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已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形成了劳动力可以流动的雇佣制度，商品交换日益发达，在社会的主要产业——农业领域，国家基本上奉行不干预主义，自耕农、租赁地主、佃农、经营地主等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他们在决策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与现代的主场主体并无不同。当然，土地私有制和劳动雇佣制度的确立和成熟并非一日之功，其间也有反复。战国之后，土地私有制一直占主体，但公地也大量存在，特别是从北魏、北齐到唐中叶，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均田制曾替代私有制；从劳动力看，一直到宋朝，雇工的自由流动才达到相当的水平。从工商业发展看，抑制商业政策和意识形态一直存在。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实行的是僵化的封建制，土地分封，不允许自由转让，严格的贵族制导致各阶层之间缺乏人员流动，占主导地位的是封闭的庄园经济。不管是否赞成两位作者有关中国古代已经是市场经济的判断，我们都会同意，与当时的欧洲相比，中国人在购置土地和房产、选择职业（包括通过科举进入朝廷和社会上层）、雇人与受雇、迁徙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由，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具有活力和弹性。正是有了这样“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领先于世界，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如此的分析也解开了一个矛盾：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以中国古代文明而骄傲（如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只把这种文明的源泉归因于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创造，而将其得以产生的经济社会制度一味斥之为“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腐朽的封建主义制度。这显然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矛盾的。从这点讲，大陆版《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的封面，采用了反映古代中国黄金年代繁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的局部，是颇有深意的。但是，必须承认，中国市场经济成份虽然发育早，但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从人均水平的角度看，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步迟缓，并常常陷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甚至大崩溃，由此造成的人口大量减少在世界各国当属罕见。特别到明清时期，在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却明显地落后了。农业生产技术在很长时间内进步十分有限；工商业虽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发展很快，但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远不可同日而语；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相当低下。赵冈和陈钟毅对中国手工业整体上没有发展起来，没有跨进资本主义门槛，也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解释：12世纪以后，由于中国人口大量增加，人地比率恶化，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下降，在作为农业家庭副业的农村手工业中，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可以降到最低生活费之下（因为它仅是副业），而规模化、专业化的手工业工场用同样的工资，却难以雇到工人，无法生存，必然被淘汰。这个僵局如何打破？作者的答案是，必须等待中国与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接触，通过引入效率更高的大机械生产，才能够抗衡农村副业，发展起真正的工业。这一理论无法令人十分信服的地方，一是将工业革命无法产生完全归因于人口土地比率，而没有对人地困境与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关系进行深入探析；二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外在化”甚至“外来化”，脱离了一个国家自身发展的逻辑；三是作者没有说明，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没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古老文明。所以，理论虽然简明，却有将复杂问题过度简单化之嫌。顾准曾说，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也早已论证过，工业革命是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变革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因此，中国的手工业工场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应当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其实中国的商业自古发达，特别是宋明清时期，在江浙等地可以说相当繁荣，但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商人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多少发言权。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与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包容性的民主政治、开放宽容的意识形态、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而在古代中国，与早熟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比较有活力的微观经济同时存在的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中央集权体制，包括专制的皇权，服务于皇权的官僚体系，以儒家为主的意识形态（所谓大一统）。西欧僵化的封建制，加上政教分离对国王专制权力的限制，与发达的海上贸易相结合，反而为独立的城市提供了萌芽与成长的缝隙和机会。中国虽然有相对自由和富有弹性的土地和劳动力制度，但并没有像在西欧那样产生出与封建制对立的独立的城市，没有生长出旧制度的异化力量。商人阶层从来都受到权力的压制、剥夺，不仅没有成为一种反抗的力量，异化的力量，反而总是想方设法攀附于权力。王毅在《中国文化研究》（2004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中，归纳和总结了专制制度下，权贵压制剥削商人、商人攀附权力的路径：统治者依仗威势，强买强卖；权力集团直接经营商业，攫取商业垄断利润；通过苛捐杂税合法剥夺；直接动用暴力，公开掳掠工商阶层和百姓们的财产等；由于没有人身和产权制度的保障，商人阶层纷纷“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搞权钱交易。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生态中，财产权、经营权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城市经济无法发展壮大。有关12世纪后中西方发展路径的对比，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很多，在此专门提出两点：一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之复杂超出了已有理论的认知（包括唯物史观），很值得进一步探究。比如，表面上的财产私有和交易自由并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也不能自动带来包容性的民主政治、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二是历史和传统对当代的影响也绝不可小视。比如，我们是否还可以看到古代权力经济的影子，甚至翻版？美国学者NathanRosenberg&L.E.Birdell，Jr.在其著作《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曾刚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中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世纪的产物。西方现在还保留了中世纪的一些制度，如君主制、贵族制度、议会的下议院、英国的习惯法、解释法律准则的法院、教会的等级制度、教区制度、大学、公学和语法学校等。中世纪的庄园事实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合一的“独立王国”，其中，习俗和普通法、习惯法而不是国王的命令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独立教会的存在使西欧事实上一直保持了社会的多元性。道格拉斯·诺斯讲道：“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当今的中国，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显然离不开法治和民主，离不开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而这恰恰是我们的传统中所缺少的，也不是商人的逐利能够自动带来的。

从宏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治国、治生和治身。

治国，主要是处理整个社会、国家管理关系的活动，即“治国之道”。它是治理整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思想，是对行政、军事、人事、生产、市场、田制、货币、财赋、漕运等方面管理的学问。

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诸子百家思想中。

经济生活作为人类社会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理性思索的对象。经济思想和伦理思想的共生性，使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在德性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和融合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贯穿着基于自然经济所特有的问题意识和伦理对策。

以国家为主体，以宏观经济问题为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在不同的理论主张之间相互摇摆，这是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总特征。

中国古代存在着两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一种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善因论”，类似于今天的自由主义，国家对经济不作过多的干涉；另一种是以管仲、桑弘羊、刘晏等人为代表的国家干涉主义。

中国历史上除管仲、桑弘羊、刘晏之外，还涌现了一批卓越的经济思想家和改革家，比如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

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是华夏文化中的突出成果。它有以富国为目标的“富国之学”、义利结合的经济发展动力论、“本末”并重的经济结构论、轻敛薄赋和寓税于利的财政观、“俭则伤事，侈别伤货”的消费观、“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通轻重之权”实行国家调控的两条不同的宏观管理方针。

早期的经济学家主要的着眼点不完全是经济，更多的是制定规则，因为先秦由远古奴隶制度发展而来，有严格的规则才能保证国家的经济发展体系。秦汉之后，中央集权下，儒家的重农轻商思想大行其道，重商主义思想一直被压制。

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更多的是控制国家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文官体制中的个别卓越文官们，他们虽然也对经济学发展起了很多贡献，但他们的初衷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维系中央王朝的统治，经济在他们而言更主要的是作为王道之系的一个支撑。

中国古代经济管理，首先是为政府财政服务，其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目的是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康”。这和现代意义的economy并不相同。

“经济”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初唐，《大唐创业起居录》里记载高祖李渊说过“经邦济时”。《宋史•王安石传略》评论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于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已任。”可见“经济”一词有很明显的政治学、道德和公有主义色彩。

历朝历代都有经济学家。最早可以追溯到齐之管仲和魏之李悝那一代人。中国古代有很多精于经济的执政者，但没有专业的经济学家，只是有经济思想的人。

古代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简单，官僚不可能专门搞经济研究，而是会包揽多种事务。而且古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地位较低，不存在让大量知识分子专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大环境。数学等相关学科尚且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真正体系化的经济理论自然无法出现。